□刘荣伦

医术精湛，众人赞扬
     

      孙中山被迫结束澳门行医业务返回广州是件好事，因为广州是富有革命朝气的城市，以天时、地利、人和等对孙中山来说都有较大的优势，以医为入世之门，广交志士，鼓吹革命，唤醒民众，推翻腐朽清政府，是建立共和国的大好时机。此时，孙中山有别于澳门悬壶的做法，首要的任务是看准时机，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士。1911年孙中山在广西梧州恩达公医院与院长毕济医师、牧师李汤士（均）美国人，医术精湛的尹文楷，还有同学庞又卿、廖德山、梁朝初等人为忠实伙伴，找利于开展医疗业务又能掩护联络各方志士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选择了西关的洗基开设东西药局（即现在诊所或门诊部），越秀区的双门底圣教书楼为东西药局的分诊所，又在香山县石岐镇与人合资开设东西药局分支店，利于开展医疗业务和广交志士开展革命活动。孙中山十分重视宣传广告，于1894年2月27日在广州的《中西日报》刊登了东西药局的启事云：“春盎仙城，敬启者，本局敦请大医生孙逸仙来省济世，旧岁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澳回省，谨择于月之初十月开办。所有赠医出轿规定，一律如前，每日十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求医者，只在十点钟前来局挂号，午后出外诊症，西关收轿金一元，城内南关、西门、河南等处轿金二元，早轿加倍，谢步（即诊金）随意致送，凡延诊者，预早到局持号，先生素以济人利物为心，若有意外与难产、服毒等症，报明危急，无论贫富俱可立时邀致，设法施救”。
      孙中山在广州开设门诊后，由于医技精湛，服务态度好，不少官绅都请他诊治，官府衙门常有孙的诊轿出入，兼之对贫病者施医赠药，更为繁忙。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双门底圣教书楼增设东西药局分诊所。故此，又在《中西日报》刊登《杏林双帜》的广告：“本东西药局，自敦请孙医生逸仙来省济世以来，甚著成效，以故四乡延聘，日不暇给，本城求诊者反觉向隅，今特请尹医生文楷来局合办，尹君与孙君并驾齐驱，皆称国手，久为中外所知矣”。这则广告刊出后，求诊者更多，而那时孙中山与尤列，郑士良、程耀赈、程奎光、程璧光、魏友琴、陆皓东、区风墀、周岳等常在密谈时政，圣教楼分诊所以后还成了革命同志联络站、接待站、贮藏文件、武器的地方。广州和邻县百姓市民，对孙逸仙的医术很快地宣传开了，有些患者为了表示对孙中山的医技精湛和医德高尚，还刊登报纸鸣谢!现选录广州《中国日报》1893年12月启事：“孙逸仙先生学宗孔孟，业绍岐黄，合卢扁而擅专门，内治与外施并美，传统中西而探奥旨，针乏并刀割兼长。其平生医学精纯，业经大绅诸公合词称颂，登诸岭南诸报矣。余也不敏，质朴无文，偶罹牙齿之灾，竞澈晨宵之痛。疾俨不伸之指，秦楚寻医，患同如捣之心，星霜屡易，诸医罔效，累月经时。幸遇先生略施小技，刀圭调合，著手成春，数月病源，一朝顿失，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耿耿私心，无以图报，谨将颠末，刊录报端，用志不忘，聊表微悃，不特见先生医学之精良，抑以表先生人品之雅云尔。武泌谨启”

崇高医德，杏林典范
   

      人们常有这样的议论，从医疗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的内容，就可以窥见该单位的服务宗旨，为谁服务，人们从孙中山的广告中的时间安排上来看，10时至12时在门诊部(医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求医者须在10时前来挂号。从时间的安排来说孙中山的门诊服务对象很明显的就是广州市众多的贫民百姓，且给予赠医施药，午后出诊，轿金西关一元、城内、南关、河南等处二元，早诊加倍，预早挂号。从这里又可窥见对富裕阶层的照顾，正如人们所说，孙中山的门诊规章制时间安排是考虑得十分周全的。对从诊金(又称谢步)随意致送，更为妙着。因此，孙中山开诊以来使他意想不到的是，在广州的门诊量大大多于澳门，这一年的结算有一万多元的收入，但这个款项，也不过是帐目上的结算而已，因为孙中山早已将随手收入又随手为革命事业全部支出去了。在这里还要叙述一下的是孙的服务态度，他对贫富或官场衙门病人，都本着医生的职业道德，对患者态度和蔼，甚至对某些患者上门求诊时气喘、口喝或感饥饿时，还冲上一杯牛奶，对那些外诊患者的谢步，特别是清朝衙门中人所给的诊金，他也不会拒收，因为孙也听说过医道中先人说：对富裕者多收(或随意所给)诊金，无损他们，而对贫困者赠医施药，最为实惠。由于孙中山的医技精湛，服务态度又好，不少的上层人物和清朝政府的官员，都愿意请孙神医看病，甚至衙门卫士对孙中山出入衙门出诊看病，都给予方便。据云，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前夕，就被人告发，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革命党人朱淇负责起草起义的《讨满榜文》被他的哥哥朱湘知道了，朱湘是清朝举人，是清朝广州西关清平局事务官员，他怕牵连自己，便用朱淇名誉向清政府两广总督谭钟麟告发，谭初时也不相信，认为孙中山是广州名医，又是所谓人称孙大炮，岂敢造反，且又是教会中人，因此对此告密初时不当一回事，后谭又接到香港总督密电：“有人从香港私自运武器进人广州，请留神”。在此情况之下才调兵遣将，致使革命党人陆皓东，程奎光、刘智、程耀良、梁荣等被捕。

救死扶伤，誉满羊城
     

      孙中山领导民族民主革命，虽然经过一次、再次、多次起义失败，终于第十次的武昌起义(后称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推翻了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1912年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来孙中山为实现他们诺言，向参议院辞去了临时职务，专门从事三民主义的研究和到各地考察和督办铁路。1924年夏的某日，孙中山前往广东大学演讲时，他刚从河南过渡到河北，在长堤码头上听到凄惨的号哭声，走近看见一位妇人低着头流着满眶泪水，抱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大约四至五岁的小孩，衣服破烂，气息奄奄……孙中山连忙走向前去询问，妇人抽噎地对孙中山说：“孩子已病了二十多天，因没有钱看病，一天一天的严重，拖至现在，看来都快不行了，做妈妈的怎么不伤心？”孙中山伸手替小孩诊了脉博，对妇人说：“你不要哭，小孩的病虽然重了一些，但脉博、呼吸还好，不会死的”。说完，立即对侍卫马湘说：“告知广东大学附属医院(即现在孙逸仙纪念医院)，请他们派红十字救护车把这妇人和病孩送院留医。”安排完毕，立即前往广东大学。孙中山爱民如子救死扶伤的行动，使现场的群众无比感动，此事很快在广州全城传开，大家都赞誉孙总统不忘医生本色，这种高尚的医德精神为医务界树立典范。（完）